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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吴秀波持股成本中有3000万是由股权质押获得，该部分股权到2019年才能流通，而股权质押的年利率一般是7%~9%，如果以7%来计算，一年将支付210万元的利息，总共支付利息应为1680万元，由此一来，吴秀波初期持股成本变为6183.84万元；随后，在幸福蓝海的两次分红中共计获得102.49万元，其持股成本因此降至6081.35万元。也就是说，吴秀波在幸福蓝海上目前未能实现账面浮赢，反而面临430.87万元的浮亏。

责任编辑：张申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上海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考虑到疫情期间，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运行中会遇到一定困难，他们很多不能正常开工，运营成本将会增加。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企业减负的相关政策。

参与纾困的各类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的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完善机构内部激励约束、尽职免责等制度，实现资金投入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以产品创新推动风险化解，为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的风险纾解提供支持。责任编辑：田原“主动做好自己的事”系列专论④

随着混改方案的敲定，也预示着在旷日持久的控制权角力后，65岁的董明珠在格力电器终于获得了更大的控制力和极具激励的回报机制。对于格力电器的未来，董明珠表示，“未来10年的格力，将真正成为一个多元化科技型全球工业集团，而且它不仅仅是在空调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在生活电器品类也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因为它不断创造新的技术。”牵手高瓴资本之后的董明珠，又将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创造怎样的传奇，值得期待。

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营商环境中心主任刘哲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减小杠杆率的分子，通过并购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降低企业债务余额；二是做大杠杆率的分母，拓宽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比如扩大债转股的范围，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市场化的债转股中，以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

2000年，中国的第一代互联网独角兽在纳斯达克扎堆上市后经历了一轮急速的失血。远在中国的创投机构也受到影响，迅速谨慎了起来，大批互联网公司随后便难以获得新一轮融资。在金融去杠杆和流动性偏紧的彼时，靠融资过活的互联网公司普遍陷入了焦虑之中。2018年也是一样。当年7月12日，有8家公司要在9:30敲锣上市，但舞台面积有限，只放下了4台。于是，就出现了2家公司共用1面锣、8人同台的奇特画面。